跨境巴士在飞驰，行驶在一座座桥梁之上。车身的微小颠簸带来轻盈的漂浮感，让车厢内的旅客在半睡半醒间不知自己身处陆地还是海洋之上。
窗外是黑压压的天，顷刻间下起大雨，把整座城市笼罩在巨大的雨幕之中，模糊了视线。华南地区的回南天如期而至——这是春天到来的信号，已持续半个月之久，至今尚未完全散去。在回南天期间，空气极度潮湿，体感黏腻，呼吸略有压抑之感，不至于溽热，但不免使人烦闷。
如果在雨天，一个旅人在香港散步，他会看到什么？
经历超过1000个日夜的漫长等待，香港与内地在1月份终于通关。在此期间，有人离开有人留下，也有人永远消失。在最开始通关的兴奋过后，内地与香港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持续发酵，街头乞讨、单车失窃、麦理浩径、Art Basel、代购与反向代购等都成为热议话题。此前我曾到港数次，但总觉得尚未看够这座城市的旧貌新颜，最近一次去香港，是在一个雨天。
清明节的深圳湾口岸人潮涌动，挤满了返乡的香港人，停满的大巴将他们运往各自的家乡——广州、佛山、江门、肇庆......这是一个颇具意味的对照：老年人留恋故土，年轻世代却热衷谈论移民。更具意味的现象是，清明节后便是复活节，接连的假期使北上港人大增，除了走亲访友外，香港人回内地更多是购物娱乐，享受更具性价比的服务和消费。东方与西方的传统在香港人身上纠缠交错，不变的是他们作为广东人的务实底色。
面对熙熙攘攘的人群，仿佛疫情之前的通关盛况重现，但我们知道，在风雨动荡后有些变化已悄然发生，再也无法回到从前——就像去年年底回到阔别数年的上海，和朋友散步时她不断地追问我觉得上海哪里变得不一样了。
跨境巴士驶向深圳湾大桥，手机信号消失，又逐渐变为香港的信号，邻座的女生手忙脚乱地更换手机卡。香港一侧的海面上布满密密麻麻的蚝排，紧接着是新界未曾大规模开发的乡村景象，荒山的坟墓上站满了祭拜的人群。这是在海对面的深圳不可能出现的景象，对岸早已发展成高楼林立的繁华市区。
元朗、屯门、荃湾、葵涌，熟悉的地名不断涌现，最后是尖沙咀。下车后我走在繁华的广东道上，商场常年开放的冷气和淡淡的香氛，是十分熟悉的香港记忆。关于香港的记忆也不可避免与广东歌有关，广东道使我想起的是达明一派在《下落不明》中的歌词：
电影展中/法斯宾达
我知你看到/一半走了
荷东广东/那些舞伴
现在是否在跳
“荷东”“广东”是上世纪八十年代Disco舞曲的代名词，尖沙咀的Hollywood East舞厅将来自欧美的流行舞曲重新混音，由广州的唱片公司引入内地最终风靡大江南北。那是世纪末的疯狂，一代迷茫空虚的年轻人在借来的空间借来的时间里尽情挥霍，沉醉在歌舞升平、纸醉金迷中，直至大限将至。如今，广东道热闹依旧，保险中介用普通话招揽路人，名牌奢侈品店门口站着排队的内地游客，外国面孔也不少。香港看上去还是那个充满活力、开放、自信的国际化大都市。
我无意在市中心逗留太久，往香港岛的旧城区去。180多年前英国人在香港岛登陆，在水深港阔的维多利亚港沿岸圈地筑城，是为维多利亚城，这是香港城市发展的起点。英国人看重西营盘地势险要的特点将来自印度殖民地的军队驻扎在此。当年开山填海，依托地势建起的高低起伏的街道，对走路的人来说并不友好，尤其是在老龄化严重的香港，街上加装的自动扶梯方便了老年人的出行，也成为一道独特景观。从西营盘走到坚尼地城，可以看到这座城市确实是老了，但依旧保持着很高的运行效率。
从旧维多利亚城走向西环泳棚，可以清晰地看见城市发展的痕迹。香港地产商习惯把高层住宅称为“XX峰”，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旧城区的高层住宅像山峰般耸立在起伏不平的街道上，但离开市中心很容易亲近自然。西环泳棚离旧城区不远，但已经相当僻静了。
如果说近年来社交媒体的发达使旧日维多利亚城的诸多地标罩上千篇一律的怀旧滤镜，那么元朗等新兴市镇让我们看到香港这座城市的另一面。正如香港本地媒体Mill MILK制作的“700万种生活”系列影片一样，一座700多万人的城市，就有700万多种生活，这是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应有的样貌。
坐屯马线到元朗站，走出站台便可以无缝衔接到轻铁站。这是新界西北部独有的轻型铁路系统，几十年前规划部门本想复制港岛的叮叮车到这里，最后发展成了今日类似日本电车的轨道系统。乘坐轻铁和坐公交差不多，没有闸机刷卡即上。我没有预定目的地，跳上了一辆轻铁列车。当时正值晚高峰时段，车厢内人声嘈杂，窗外的雨声，列车的广播声和行驶声形成了绵密浑浊的织体，恍惚之间不知自己身处何处。
和市区密不透风的高楼景象不同，郊区市镇的空间尺度更加宜人，不像是典型的香港街头，尤其是大街上穿行而过的轻铁列车，但是熟悉的广东话和匆忙的人群将人拉回现实。过去的三年里，我沿着深圳湾散步的时候，望向海对面苍郁的流浮山和天水围的万家灯火，那么远又这么近。如今走在这样的街头，却有种不太真实的虚幻感。
从香港回内地的方式有很多种，在元朗搭乘双层巴士回口岸是最家常的一种。现在香港部分公交线路可以用支付宝乘车码，等车的时候，穿着校服的女孩也一道回深圳。深港两地的关系像陆港关系的缩影，一条看不见的边界将两地人民隔开，在彼此心中保持着微妙的界限，既无法分离也难以融合。
坐双层巴士跨过深圳湾大桥，天水围的万家灯火被抛诸脑后。在疫情期间，深圳湾沿岸边防武警和临时保安全天候巡逻站岗，巨大的探照灯在夜间不间断射向海面，严防一切人员和物品走私偷渡，肃杀的气氛使人宛如身处巨型监狱。如今两地恢复通关，对岸繁荣景象照旧，但达明一派在《今夜星光灿烂》里唱出过一种悲凉的末世感：
灯光里飞驰/失意的孩子
请看一眼这个光辉都市
再奔驰/心里猜疑
恐怕这个璀璨都市/光辉到此
记得有一次坐车路过滨海大道，司机跟我说再过几十年深圳湾会被填平，到时候可以走路去香港。当时只觉得荒诞，但现在看来何尝不是一种隐喻——现实已经证明，当一个人的意志可以移山填海，还有什么事情能50年不变？
每次过关，我都像在两个世界之间穿行，总会有新的气象向我敞开，在回忆时伴随着轻微的不真实感。陆港关系曾紧张到何种程度，不需我再展开讲，但每次过港留下的印象，都在这样的大气氛下使我感觉仿佛得到了特殊礼遇。
记得之前和朋友来香港玩，她惊讶地发现街上的残疾人特别多，我也曾在演唱会上看到坐轮椅的观众，他们乘坐公交地铁时都有工作人员服务。城市的文明体现在细节处的人性化，便利的公共设施和专业高效的服务，使城市中不同群体的需求都能得到平等的对待。这种善意也体现在与普通人的交往中，尤其是行山的时候不相熟的人也会打招呼。同时我们也明白，这座城市远没有那么完美，地域、阶层、世代的割裂是肉眼可见的。曾经有朋友为了避免说普通话被歧视，在茶餐厅不说话只用手指着菜单点餐。我也曾在街头看到两个香港年轻人吵架，拿着手机互拍把对方发到网上公审，路人匆匆走过没人上前劝架。
一切为何至此？背后的脉络无法简单理清，但我想回忆一下疫情封关前最后两次去香港的经历。
那是2019年的夏天，正值香港书展。香港会展中心人潮涌动，此前我曾在内地多次参加书展，但那种开放、自由、多元的风气是无可比拟的。在主会场发言的是倪匡，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他操一口带浓重江浙口音的广东话，从科幻文学开始畅谈人生。更接地气的是周保松，他在一个展位上用普通话向年青人做分享，同时还通过网络直播——就是这个夏天，被他称为“自由之夏”。
如果我们对那一年发生的事情还有印象，就会明白外面的世界远没有展馆内安定祥和。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新闻画面通过网络源源不断地传送到千里之外，牵动着陌生人的心。撕裂从现场蔓延到社交媒体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几个内地和香港朋友组成的微信群也不例外。在大学时我们就是很好的朋友，工作后常常约着在深圳东门相聚。达志自称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对这场运动十分反感。彼时他野心勃勃，刚考上事业单位的他立志要在深圳买房，时不时在群里晒出大额存款和投资操作截图。为了更好地向上攀爬，身为基督徒的他正积极筹备入党，并发明出一套话术来自圆其说。运动期间，香港朋友不时会分享相关的新闻资讯，达志则以学习强国的截图作为回应。这种大唱反调的滑稽行为，为我们在情绪紧绷之余带来不少笑料。
得知我此次来港，AIice的男朋友Patrick问我要不要去一起到街上去。我们之前在深圳的东门一起玩过密室逃脱，Patrick对内地还不够熟悉。我婉言谢绝了他的邀请，打算坐地铁回罗湖。那时还不算深夜，但我第一次看到几乎空荡荡的地铁车厢。列车开到大埔便停滞不前，原来是路轨遭到破坏，无法继续前行。车厢内的乘客都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大叔摇头叹气，像在自言自语又像在对我说：“国内的人不知道，新闻说这是暴动。”
我们走出地铁站，在站方人员的指引下搭乘接驳巴士，跳过被破坏的路段在下一站换乘地铁。在换乘时我路过了大名鼎鼎的大埔连侬隧道，墙面上贴满了大大小小的贴纸，仍有市民在现场写字张贴。这匆匆一瞥已够震撼。数月后，这里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袭击事件，一名正在派传单的学生被一名“爱国人士”当场割颈劏肚。施暴者扬言谁“搞乱香港”就斩谁，行凶后想劫持的士逃回内地最终选择自首，被判入狱6年4个月，受害者受尽创伤后遗折磨多次尝试自杀。
在我坐车回罗湖的那一晚，元朗地铁站上演着更为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几百名身穿白衣的不明人士无差别袭击路人和列车乘客，暴力血腥的场面传遍了互联网。当时的严峻气氛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什么叫兵荒马乱，层出不穷的暴力和密不透风的恐惧使人神经高度警觉。朋友们互相劝告近期不要再去香港，另一位香港朋友John回内地时手机也遭到海关盘查——这种体验在去年年底又短暂出现了一段时间。
疫情前最后一次去香港，是去参加my little airport的演唱会 。当时运动已经蔓延了相当长时间，现场的气氛更是群情汹涌，每首歌唱完之后观众就会响起绝对禁忌的口号，这时候为数众多的内地观众是沉默的。愤慨的人和沉默的人在黑暗中气氛微妙，互不言语泾渭分明。Niclole为了缓和气氛，用普通话说道："谢谢大陆朋友对我们的支持"。这是一句暧昧的话，语义不明，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但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了，没有人能无时不刻处在高度紧张的撕裂与争吵之中。
第二天走在旺角的街上，往日繁华的街道中多了一点破败，涂鸦和路障尚未被清理干净，路人也变少了。一对搀扶着路过的老人恶狠狠地咒骂着这群“扑街仔”，抱怨年轻人为自己添了麻烦，而一名精神失常的年轻人，自顾自地喊着口号，拿着板砖在街上晃荡，仿佛在参与一场盛大的游戏，引起路人侧目。
运动期间，香港仍在努力维持城市的运转，2019年的同志游行也是在这时候举行的。爱丁堡广场集会现场热闹非凡，性少数群体在此欢度自己的庆典，运动的口号标语也无处不在，这都是在内地无法想象的事情。
事态的发展最后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新冠疫情的到来使一切日常生活秩序都被重构，运动也被迫戛然而止。“自由之夏”被封印在人们的记忆里，而回忆是有罪的。在1000多日夜里，两地人民几乎被困在原地，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困厄——那是另外一段难忘的记忆。尽管经历众多风波，Alice仍想着我们能早日团聚，毕竟相识也快10年，拥有许多美好的共同记忆。疫情期间，有许多分隔两地的亲友难以见上一面，有时候甚至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
面对现实的种种困境，不少人萌生了移民的想法，国内兴起了“润学”的潮流，而香港人对于移民早已习以为常。这本是一座移民城市，不同地方的人像候鸟般迁徙来此，又随着一波波的社会动荡散播到世界各地。第一代移民把香港视作暂时居留之地，要么落叶归根要么移居海外，在香港成长起来的一代把这里视作自己的家乡，在风雨动荡中不断巩固认同。当外部的力量强大到要把人连根拔起的时候，人不免痛苦挣扎。
去年9月，香港还未与内地通关，但已迫不及待向世界各国开放。香港机场在这时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潸然泪下的离别，Alice和男朋友Patrick还没来得及与我们团聚，便已移居到冰天雪地的加拿大。北美大陆广袤质朴的自然风光与香港高楼林立的石屎森林截然不同。朋友的思念跨越半个地球，我们时常隔着十几个小时的时差听Alice吐槽枯燥乏味的异国生活。当他们在北极圈看极光的时候，身处故乡的我们正面临着后疫情时代的诸多新挑战。一切记忆的源头又可以追溯回多年以前，Alice和朋友们一起在上海人民广场卖唱为流浪汉筹集善款的时光。
人的一生可以何其幸运或不幸，能在短时间内经历一两件称得上历史性事件的转折，或在某个瞬间体验到所谓“时代”一词的意涵。黄耀明的《亲爱的玛嘉烈》以桀骜不驯的玛嘉烈公主（the Princess Margaret）为原型，这是向许多富有生气的年青人发出的祝福：
惨绿青年
你比我没底线
行装更多
年资更浅
离家更是远
竟可以支撑到目前
诚心祝福你
捱得到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