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雨之年召唤草地之友
回顾与预告
一本文化杂志或一次冒险
是的，「南方流域」要开始在地化了。
作为一本关注空间、地方、记忆与情感的文化杂志，「南方流域」一直很关注地方性的经验和知识。在绵延不绝的创作计划中，废墟考现学来源于我对废墟强烈而持久的兴趣，在这些遗落的神秘空间中隐藏着现实世界缺失的拼图，它们是时代的切片与社会的症结。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不仅有上海、香港等大城市，未来我愿探索更多广袤土地上常被忽视的乡土风物。在叙事系列中我直面记忆，重建过去与现在的联系，尤其经历数年的动乱与瘟疫后与朋友重聚，时代的变动如此真切地体现在个体身上......如此多的人和事推动着我，那些渐进式总结的观点，或许隐含谬误却是一次直白的告解。至于缓慢执行的“相册清除计划”，来源于通过摄影获得的观察世界的愉悦，那是迥异于文字的表达方式，使我静心凝神收集时光碎片，捕捉闪现灵光。
然而，这里所说的“在地化”不仅是重组关于地方的记忆，而是说创作者应走到现实之中，遇见众人——这得从创作与创作者的局限性说起。
一直以来，透过连续不断的创作与新旧朋友结缘，令我欣喜期待，也倍感有力。藉着这个锚点，我得以与朋友开启与以往不同的对话，就像之前听朋友分享作为离散港人移民后面临的辛酸与不易，还有高校在读博士遇到的择业与婚恋困境，或是县城基层公务员眼中的人情江湖。独立创作者拥有的视角与经验始终有限，尽管我强调「南方流域」是一本文化杂志而不是个人独白，但你不得不承认，有很多文字和照片都是由一个孤单的身影于深夜时分在电脑上敲击整理出来的。
之所以那样强调，是因为更大的困境在于：在自媒体时代，创作者很容易变成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通过展示售卖自己的“真诚”来赚取关注。原子化的个体深入挖掘内心世界供人观赏，观众看得着迷起劲。曾有一份广泛传阅的私人手记以极度蜿蜒曲折、细致幽微的内心独白在朋友圈内以“真诚”称道，我看完后只感叹其无端发散的思绪下极度拧巴纠结反复无常的心理状态。有很多真诚表达没有太大价值，有很多深夜对话从来不曾使我触动——当它们只是陈词滥调或自言自语的时候。真正严肃的创作从来都与排泄和呕吐有所区别，只会是经验的提炼和升华——而且，在理解的基础之上你都能做很多事情，很多人在感动的基础上却一事无成。
对自我的过度关注是一种普遍倾向，这很容易导向强烈的自我批判或完全的自我接纳（“爱自己”），两者都不足取。创作应回到人与世界的关系上来，如果说还有什么是真正吸引我的，我会说是“人性”——亦即“人的可能性”。我也很能理解，许多优秀的创作者都是对他人充满好奇心的人，然而在这里我们需要练习的却是对好奇心的克制。没有好奇心是大多数人的问题，好奇心过强却是少数人的弊病。很久以前我就对所谓的“有趣人类”祛魅，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词汇，另外一个泛滥到庸俗的词汇叫“人类观察员”，因为许多人的观察很难说有什么独到视角。
几年前我曾和人说起：对大多数人不感兴趣，引起过一些误解，听者可能始终无法领会：好奇心是有边界的，有许多人没有什么可能性，你无需过多关注。在有限的时间、空间之中，我们只能做有限的事情，和有限的人发生关系。我们的任务是去寻找和发现那些真正能产生共鸣的人，建立深入而持久的联系。创作者通过自己的表达寻求共鸣，但表达从来不是对所有人的表达，正如博尔赫斯曾说：人群是一个幻觉，它并不存在，我是在与你们个别交谈。
一份创作如何抵达真正的受众面前，或者说一个人如何找到能产生共鸣的人，始终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和朋友对话的奇妙之处在于，我们在熟悉的语境中发现彼此视角的不同，通过倾听达成理解，至于公共对话，变得愈发困难了。现代人的生活支离破碎，身份背景各不相同，有时我们使用同一种表达背后却是不同预设，共同语境的缺失往往导致对话难以持续。我们常说互联网不是说理的地方，要让对话回归线下，然而在公共空间中，习惯了作为少数派的我们能轻易地与陌生人开启“真诚”对话，但这种泡沫式的关系往往是一次性的，因为同温层使人产生幻觉。
更少人注意到的一点是：表达中存在的权力关系问题。许多活动形式常常是“主动输出-被动输入”的中心化结构，也就是由一个人表达，许多人倾听，许多人与一个人进行对话。对话的议程设置往往由表达者决定，观众真正关心和想表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讨论，他只是恰巧遇到了这个主题的活动。如果说回到作为表达者的我本身，在个人创作中我的想法已得到清晰完整的表达，在公共对话中，我好奇的却是他人的视角。
如果一个人将创作视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他就不得不拓展创作的边界。创作的理念不应该只透过文字照片等传统方式传达，也可以是一种行动，而且既然要与真实的人产生连接，这种行动也不会是单向度的输出，而是多向度的互动。参与式艺术提供的是这样一种思路：艺术家从创作被观看的作品，转换成情境的制造者，邀请参与者共同完成作品。每个创作者或多或少都希望能透过表达影响他人，也深知言说使人知晓是非，却很难通达行动，就像学习道德哲学并不会让人更有道德。更多的人能意识到，我们常常是在具体情境中才意识到某件事情的意义。
那么，回到对话本身，我们应该期待和怎样的人相遇？我会说是实践经验丰富并拥有良好反思的人。我们从何处寻得那种鲜活的生命经验？如果不是与生活进行过殊死搏斗的人，至少也是准备与生活进行殊死搏斗的人，才能发现自己身上丰富的“褶皱”。
因此，这篇文章既是一次回顾，也是一个预告。已开启近2年的「南方流域」注定要流向在地化，一系列的线下活动和一个小型社群即将呼之欲出。与此同时，我也必须指出：这极有可能是一次失败的冒险。正如之前所说公共对话之难，互动中出现误解、混乱与冲突，乃至一无所获，都是有可能的。这一切也早已凝结在我对「南方流域」的项目介绍中：一本文化杂志或一次冒险，也可能是一个错误。
但是，在展望未来之前，我们需要回到过去，回到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的疫情三年。
扔掉书本上街去
疫情封控的三年深刻地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这种阵痛一直持续至今。无论是附近还是远方，种种悲伤愤怒我们自不必多讲，然而我却想填补更多真实丰富的细节。
在那段艰难时光里，年轻人仍在高压中寻找缝隙喘息，有些如今看来狂放的行为，只有放到其对应的高压环境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有青年男女用肉身爱欲抵御暴政，将其称为「爱在瘟疫蔓延时」，也有人占领城市角落发起「野迪」派对，在午夜时分尽情撒野。
「扔掉书本上街去」是新冠疫情期间一群深圳年轻人通过游走于街头、在草地躺坪等自发行动，将公共的空间变为「公共空间」，以对抗荒谬的封控政策。这样描述听起来很正式，可当时我们并不会那么想，现在也莫衷一是，但这些行为确实是对公共空间的延伸。这群年轻人常去的一个公共空间是一间城中村书吧，如今业已关停。
在严厉高压的封控政策下，各种经营场所时不时被禁止营业，有时我们也不得不居家隔离。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格外渴望户外的阳光与新鲜空气。已不记得由谁发起，某个午后我们相约去草地上充电放空。大沙河公园的草地视野开阔，弧度优美，我们在这里玩飞盘、野餐和聊天，天黑后一起聚餐。深圳是一个公园众多、四季常青的海滨城市，找一块宽阔的大草坪并不是件难事。深圳湾公园弯月山谷旁的草地同样开阔，面朝大海，我们时常在玩完飞盘后大汗淋漓，沿着海岸线在海风吹拂下骑车前往蛇口觅食。满月时分，我们就像追着海面上长长的月影一直走。如果想观赏日落，大家就会去前海的草坪。这里正对伶仃洋，夕阳西下时海面浮光跃金，天空染满晚霞，树影婆娑人影纷乱，宛如21世纪亚热带海滨都市版《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有很多简单纯粹的欢乐时光就是在这样的草地上度过的。
若要回忆那段扔掉书本上街去的日子，脑海中还将涌现出更多细节：去顺德寻觅美食、去西涌天文台看海踏浪、在城市高楼放小型烟花、在剧场看流动儿童戏剧、中秋节登高俯瞰万家灯火、在排洪隧道参加锐舞派对、在草地上目睹一场人类与萤火虫的婚礼、在工业区骑行、在废弃城堡天台燃起篝火、在街头网红KTV直播中激情飙歌、为离深的朋友办草地送别派对......尽管疫情阴霾笼罩，那时我总是精力充沛不知疲倦，有时会在一日之内看完日出再看日落，也是在这样的漫游中，愈发能发现这座城市的隐秘细节。深南大道的靓丽风景线上，午夜会有网约车和代驾司机撒野尿吃盒饭，大铲湾码头的芦苇荡不仅是带女生拍写真看日落的浪漫之地，也曾发现过无人认领尸体。
我不止一次和朋友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彻夜长谈，许多难以言说的生命经验在这样的谈话中被打开。曾记得，在一个台风来临前的夜晚，短信通知本市将有狂风并有雨，我和朋友却按耐不住兴奋，相约午夜到海边大草地上聊天。那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新朋友那时身心极度紊乱，她后半夜失眠，而我习惯晚睡。最终我们没有在一个美丽的暴风雨夜见面，并行走在狂风骤雨、潮高浪大的海堤上，而是在一个夜凉如水的夜晚，在看不清彼此的黑暗中，她将二十多年以来的成长经历一一细诉。那是一段残暴乃至恐怖的记忆，朋友说找不到痛苦密度与强度与她相当的正常人，如果有，早就自杀或发疯了。我第一次如此真实清晰地直面他人的痛苦，这样的谈话具有疗愈作用。最后太阳升起，城市复苏，我们伴随着音乐在草地上轻盈地舞动身体。往后的日子我们各自投入与生活的搏斗，看着她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仍会想起台风来临前那一夜。
有人会羡慕这种极度浪漫的聊天，但属于普通人的浪漫还有很多。有人说起一次难忘的约会，她和刚认识的男生一时兴起乱搭公交想去大鹏海边，下车后离海还有很远，两人穿着人字拖在黑夜中攀山越岭。抵达海滩时他们同时看到了日出和彩虹，激动得脱掉衣服在清晨的海水里赤裸相拥，庆祝奇迹般的旅程。身无分文的两人没钱吃饭，男孩为爱情偷偷跑去海滩上的酒吧偷面包给她吃。经历过许多敞开的对话，听不同的人分享经历，在此意义之上我才会说有许多真诚表达没有太大价值，我们不应展示一个孤立的自我，你的表达只有与他人产生丰富纠缠才有价值，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个性经验没有那么独特，它们都是某种社会结构的产物。
无法走出国门的日子里，我们探索周边的世界。都说县城是中国的底色，但这也是个笼统说法。江门五邑地区作为百年侨乡，为我们观察乡土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海外华侨归国建设留下众多墟市与碉楼，令人流连忘返。我们入住的旅店开业于1926年，华丽而破败。当地市政府大楼也是民国建筑，我们趁警卫松懈潜入大楼，朋友甚至爬上了钟楼一探究竟。恰逢遇上电影拍摄，骑楼街被改成泰国模样，也是疫情封控时期的独特现象。乡野田间到处散落着西洋建筑，我们在镇上偶遇一间装饰风格典雅的工厂，一问才知道这里原来是80年代海外华侨建的酒店。
我们的足迹不仅出现在内陆，也出现在海岛上。从曾经的海防禁地到搁置开发的度假村，那座海岛漫山遍野都是废墟。岛屿的神秘使人魂牵梦绕，我曾和不同的朋友多次乘船登岛，在烂尾楼里过夜。我们在这里发现了邪教人士的巢穴，也在退伍老兵的带领下参观了挂着蝙蝠的防空洞。岛上没有自来水，依靠柴油发电，越往山上走越远离现代文明。我们曾在一处海边悬崖的荒废别墅里露营，牵牛花盛开如地毯，朋友在在黑夜中收集虫鸣蛙叫，静谧中众人共同凝望漆黑海面上捕捞乌贼的渔船灯光点点。最后一次露营，我们选择了一处废弃大酒店，这是岛上最宏伟的建筑。凌晨时分，我们摸黑下山，去沙滩迎接日出。众人共同沐浴在清凉海水中，目睹初升太阳霞光万丈。这一切，在我们离开一周后化为乌有，据闻拆迁工程队运走了7000吨钢筋。
扔掉书本上街去的行动中，不仅有明亮轻盈的游历，也曾直面沉重冰冷的社会现实。自从不上班后，我开始了主流叙事之外的多元实践。我接触到了许多光怪陆离的兼职，若非亲身经历很难发现那些繁荣背后的虚假景观。不同于传统零工中的体力劳动，这些兼职的存在依靠的是现实世界运行的漏洞，属于“民间智慧”的产物。发现系统运行的漏洞并把它们揭示出来，使我陆续获得了一些公众关注，同时我也看到了普通人面对庞大系统时寻找生存间隙体现出来的自发性与创造力。在一个关注流动/劳动问题的主题活动月中，我发起了“一日零工”招募，让职场白领进入到零工劳动现场，参与者分别来自教育与公益行业，还有一名独立电影导演分享了她卧底工厂打零工的经历，获得一定反响。
2022年后情况越来越糟，“动态清零”政策下每个人都身心俱疲。在“非必要不出门”的律令下，我试图勾勒出疫情解封前最后一段上街去的时光。那时，工作日乘坐E26路公交车到东部沿海成为我每周的例行功课。我扩大行动半径，从南头半岛到大鹏半岛，骑车深入到游人罕至的角落，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几个圈。在快意之后，回市区路上也遇到过零点后封城的失意。上海街头出现声音后，深圳变得风声鹤唳，某晚路过没有市民的市民中心，与无数穿制服和不穿制服的人擦身而过，一切话语都湮没于无声的黑暗中。疫情解封消息公布时，我在恩上水库山下的肠粉店里，老板得知喜讯兴冲冲地跑去隔壁店通报，我也兴奋得忘记付款，回去后看到村民因核酸检测突然喊停，与防疫人员大打出手。重获自由后，大家抓紧进行新的生活安排，再也没有过扔掉书本上街去的活动。
回想起来，那时我们拥有怎样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我会说是一种丰盛流动的体验，在流动中我们大大拓展了关于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的想象，它们的边界不局限于钢筋混凝土的实体空间。从草地到餐厅，从客厅到海滨，从街头到山野，从工业区到NGO，从锐舞派对到露天KTV，乃至于天台、废墟和海岛......我们游走于城市与城市之外的角落，去不同的地方游击串联，在无边界的空间中放飞身心，共同抵抗那使人异化的高压体制。
有人可能说一群闲散的年轻人在街头游荡，在草地上聚会聊天算不上公共生活，但是将此种行动置于疫情封控时期，我们至少可以说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草地和街头可以作为一种公共空间的提案，让人们进行有思想的交流。我们更应意识到，不是空间创造了生活，而是生活本身创造了空间。我们的生活并非只能被动地受置身空间的条件限制，而是当我们越明白想要一种怎样的生活，就越能将空间改造成理想的模样。当我们决定过一种具有公共价值的良好生活时，就有可能创造出那种丰盛流动的空间。深圳一直以来多被人诟病为盛产写字楼和商场的冷漠都市，文化荒芜，人心浮躁，然而这里却存放着一群人宝贵的记忆与情感。
空间、社群与自我
至于那间城中村书吧，我曾是那里的常客，偶尔帮忙参与一些活动的策划与执行。2020年秋天，4个身份背景各不相同的年轻人，怀揣理想主义，合伙开了这间书吧。城中村从此多了一群好奇张望的年轻人，他们在这里欢笑、哭泣与争执，跌跌撞撞地走过了疫情三年，让这几十平米的空间变成故事发生的场所。
犹记得，书吧刚开业时主要靠熟人之间口耳相传，渐渐吸引到一些同温层内的年轻人。生活在被公认为缺乏人文气息的深圳，人们在这里找到了久违的公共生活。有刚来深圳工作的年轻人最开始每晚都会待在这里，久久不愿离去，与每个来访者搭讪聊天，贪婪地吸收着这里的一切。活动散场后，不善言辞的主理人会在露天排档不停劝酒喝酒。慢慢地，越来越多年轻人聚集于此，甚至有人因为喜欢这里的氛围搬到了附近，一切似乎越来越贴近项飙“重建附近”的愿景。
相较于其他一线城市，深圳的文化建设确实滞后于其经济成就。这些场景会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上海，那里的文化生活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可能性，各种地上与地下的展览、放映与演出活动众多。2013年时我就开始接触到Citywalk，这两年Citywalk得到更广泛的关注，但内容形式依然没有太大变化。走出校园，我还不时能在公共空间中能看到老师的身影。季风书园关停那一晚，人潮中有愤慨的脸庞，如今书店纽约重生，宛如隔世。去年听闻沪上某独立出版人被判刑，而印象中她是一名温婉柔和的女性。参与城市公共活动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2018年搬到深圳后，我便开始寻找类似的空间与活动。与上海精致多元的文化生态不同，深圳的文化生态恰如其经济特区的身份匹配。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师在公共议题中具有相当分量，他们年轻时投身城市建设，年老了又进行文化保育。几乎每间耕耘已久的独立书店与艺术展馆，都能说出一段与特区有关的历史，而我对深圳历史的了解，部分来自一个美国人类学家之口，她1995年就来到深圳的城中村进行研究与艺术实践。在公共活动中，比本地学者更值得注意的，是本地学生的身影。最具代表性的是，深圳最宏伟的美术馆常年有全国各地的公务员组团参观改革开放纪念展，他们与潮男潮女相映成趣。
当然，以上都是大而化之的看法，城市的毛细血管里还有很多人在进行各种公共实践。如前所言，在城中村书吧参加活动使我想起了以前的日子，也使我想到其他城市和国家的年轻人在做的事情。这些实践中的很多人和事都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不断流变。虽然这间书吧扎根城中村，但参与者大多受过良好教育，不少人要么从国外回来，要么准备出国。他们在这里支援过乌克兰与巴勒斯坦，也为附近的孩子提供绘本阅读。往大了说，这是全球视野下的在地行动，往小了说，这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抵抗。那么，似乎只有在结合各种视角之下，我们才能更好地看待这里的人和事。
回想起来，这间书吧最大的魅力在于“不成熟”，最大的败笔也在于“不成熟”。这种青涩的气质把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也使他们分开。这里的社群氛围远比其他空间浓厚，主理人与来访者很容易打成一片，书吧藏书大多来自捐赠，钥匙放在花盆下，熟人想来看书可以做一日店长。人们在相处中逐渐熟悉，交往延伸至书吧之外，甚至成就过几对情侣。这种边界不清晰的状态，让不同的人都能被接纳产生归属感，参与到空间建设之中。有人认为这里实现了他理想中的空间形态，在自己的城市进行了类似的实践，然而这里并非那么完美——或许根本就不存在完美的空间形态。
合伙人之间很快出现理念分歧互不往来，有来访者认为这里话题太深过于悬浮，也有人觉得话题太浅缺乏深度。在有限的空间里挤满了想表达的人，有人为了获得陪伴与快乐，有人来这里寻找生活答案，有人为了练习公共对话，有人为了吐槽抱怨，他们在别处无处倾吐聚集于此，但在不同预设下矛盾却难以调和。另一边厢，许多边界清晰的独立空间又很容易变成小圈子游戏。曾有朋友认为这里空气太过浑浊，身心倦怠的她无力再卷入其中。
我不时在一些场景下五味杂陈，当有人轻飘飘地进行社会批判或给出解决方案的时候，当有人看完一本哲学书忍不住大谈特谈，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的“新发现”的时候，我会忍不住露出慈祥乃至怜悯的微笑。我们不必鹦鹉学舌般去做陈词滥调式的社会批判，比如很多中产批判大多无甚新意。对于习惯反思的人，应多从自己的生活中寻找合理性，不必沉醉和迷恋于流行议题，它们不一定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真问题。流行的进步议题是如此正确，以至于在公共讨论中话题基本只会导向同温层内的相互确认，从自我感动到集体感动。如果一个人被认为视角存在问题 ，对方的潜台词可能是渴望别人说出自己想听到的话，但问题恰恰在于对方视角过度单一。比如在打零工中我更看重普通人面对系统时体现出的自发性与创造力，而不是苦大仇深地控诉劳动中的剥削与异化，后者简单得如同废话。至于阅读，如果你把书当成原材料，把融贯当作目标，看书本身不是一件值得高谈阔论的事情。一个活得很贫瘠乃至很平庸的人去谈论何为良好生活，基本是空谈。
2022年无论是书吧之内还是书吧之外，境况都前所未有地败坏。记得最后一次踏进这空间时，全场鸦雀无声，连平时最能高谈阔论的人都哑火。我认真地观察着在场每一个人的脸，他们的脸上都泛着相似的哀伤。记得那晚对话质量很差，不构成任何有意义的交谈。这个场景和我一个上海朋友的描述很像，她参加完一个我推荐的活动后，认为在场者心理年龄比较小，很容易为不重要的事情感到紧张焦虑或沾沾自喜。那是一处专门关注精神健康的独立空间，年届40的她曾有10年抑郁症史，如今已变得豁达释然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这间书吧，有人听到别人直率发言会吓得叫出声来，有人会因活动推迟紧张到哭泣，有人因应激反应心脏骤停紧急抢救，有人用滑稽夸张的方式卖力地展示松弛感。我们因此可以明白为何这里有人离开或留下，确实有人需要抱团取暖的避风港。最终，这里成为了与冷漠世界隔绝的乌托邦，尽管它最初的愿景是与社区为伴发现“附近”。
当我们说敏感是个中性词的时候，需要培养的是一种清晰的判断力，让我们只在重要的事情上敏感，有所为有所不为。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很难拥有那样的判断力，就像那时“发疯文学”与“松弛感”大行其道，我只觉得两者都是很无奈的低级反叛。境况一天天坏下去，良好生活已不可能，仍有人在执着地“搞事情”。我曾忍不住劝诫某位主理人：不是那样的做事方法。简单、朴素和稚嫩的善意表达不等同于帮助，不仅对自己、对他人都是负担，然而依然有人沉浸在悲情之中。如此说来，除却不可抗力，很多人与事的变动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包括这间书吧的关停。
当我离真实复杂的社会现实越近，离高谈阔论的人群越远。我越是置身生存忧虑之中，越有一股力量把我往相反的方向推，推向更永恒、更少自我主张、更孤独但更有联系的东西，于是我跳出溪流建造花园，成为用语言筑巢的人。2022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即使历史存在垃圾时间，个人也不应使时间虚耗。在不断地梳理和沉淀中，我收缩边界拼接碎片，重建知识体系和生活秩序，结下丰硕成果，延续至今。正如普鲁斯特所说：“有关我个人存在的琐事被我仔细清空，代之以在一个有丰沛水流滋润的国度的纵深地带充满冒险与奇思异想的生活。”
那么，经历与生活的搏斗和持续的自我梳理到底使我有什么改变呢？我会说有很多想法经过不断延续和发展，变得更加清晰坚定。记得年初和朋友聊起各自这几年的变迁，当时没展开讲，如今我会这样描述自己：严肃而有激情，强健而有韧性，宽厚而有原则。最近几年我愈发意识到，人生道路并非越走越宽，而是越走越窄的。如果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是把创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他将不得不变得严肃而有激情。过去我会逃避创作，认为谈论创作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但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精力中，只应该做最具价值的事。人在创作中塑造自我，真正的自由也在创作中体现。
做一个宽厚而有原则的人，同样需要敏感的判断力，在重大问题上保持强硬和尖锐，在普通小事上练习宽厚和仁慈。过去我会过度考虑他人感受，在表达上更审慎保守，因为每个人身上都充满裂缝，经不起细看，而真话会使人感到难堪和痛苦，有时我甚至会低估别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就像之前听到一些很轻飘飘的幼稚言论，我会忍不住慈祥乃至怜悯地微笑看着对方。清晰而锐利的表达是需要去练习的，这将承担被误解的风险，但不表达会造成更大的误解。误解也并非不可接受，就像我越来越能接受衰老、发胖和脱发一样。至于舆论场中充满戾气的攻击，只是一种虚弱的体现。一个人攻击性越强，你越能看出对方的虚弱。
意志的强健和坚韧也来自与现实世界的碰撞。我颇能理解，一个人心理年龄越小，越容易产生服从和畏惧权威的心理，但很多事情即使知道后果仍应强力执行，比如过去我曾不动声色条分缕析地指出老板的能力缺陷。在更多时候，保持意志的强韧使我更接近纯粹的本真状态。我现在已很少去登山，但仍忘不了曾触达身体极限的体验。我曾独自行走于茂密丛林，攀爬几乎垂直的悬崖，经历迷雾、饥饿、脱水与毒蛇，在黑夜中安全抵达人类世界。走出迷雾时世界向我敞开如同天启，我甚至能看到天际线的弧度，天地壮阔而人类渺小，我在旷野中止不住地颤抖流泪。在骑行中我变得纯粹专注，关注呼吸、心率、踏频与肌肉运作，认真聆听山野之风或汽车呼啸。大鹏的山与海给我无限慰藉，人们常说回顾往昔是因为现实困顿，但无论何时这段记忆都是最美好的时光。
在即将结束的2024年，我将2021至2022年间的记忆打捞梳理。当扔掉书本上街去的热情不再，欢聚与分离的时光也成往事，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份沉甸甸的历史遗产呢？
「草地之友」是什么？
遇过璀璨大时代，遇过指数跌下来， 每一天一个比赛。
重遇过的笑脸还在，重遇过惊世的悲哀， 我只想不再感慨。
时间迈进2024年岁末，距离疫情管制结束将近2年了。当肉眼可见的禁锢消失，我们与世界重新连接，世界却变得如此陌生，人们仿佛置身迷雾森林。想象中的复苏没有出现，经济萎靡不振，失业率高企，地方债务惊人，股市病态狂奔，报复社会的袭击案件发层出不穷。让人不禁想发问：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
我看到一种普遍弥漫于社会中的倦怠，许多人因沉重的现实感到无力丧失了表达欲。另一方面，社会上的戾气越来越重，从网络骂战到街头随机砍人，人与人之间的变得愈发紧张。原子化的时代，理解与倾听是如此稀缺，这能让我们克服苦大仇深与多愁善感，以更多元包容的视角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在共同度过的艰难时期，很多经验并非个人独有，我们需要通过诚恳的对话照亮彼此，借以揭开身边的重重迷雾，抵御寒意。
如果说我走进公共空间是为了寻找一种可能性，但毫不讳言地说，很多时候我被某个话题吸引，听主讲人的分享却一无所获，甚至大失所望。真正碰撞出思想火花的场景，是在散场后或场外不期而遇的对话中。我相信这是相当普遍的体验，很多人在散场后或场外久久不愿离去，期待制造与人相遇产生未知碰撞的机会，但漫无目的地聊天缺乏厚重的思辨，容易变成纯粹的社交活动。我越来越不愿通过闲聊认识人，而想在做事情中认识人。那么，我们该如何设计一种介乎沉重与轻盈之间的对话情境？让每个人都能抛出自己关心的问题，分享与倾听各自的经验与观点。
正如之前所言，不是公共空间塑造了我们的生活，而是我们对公共生活的追求造就了这些空间。与其将更多未被讨论的话题引入到公共空间，我们不如拓展公共空间的边界，将话题带到更多的场景。回想新冠疫情期间，一群年轻人通过扔掉书本上街去的自发行动，大大拓展了公共空间的边界。在那时，我们的公共生活不局限于有限的建筑空间内，留下了丰盛的回忆。
我们可以试着从更大的脉络来理解这十几年来公共空间的变迁。在若干年前一线城市的文化地标中，有一场著名学者面向普通人的文化沙龙，已经是件值得说道的盛会了，但在高压管控下，自由表达的空气越来越稀薄，曾经的精神家园一一搬迁、转型或关停。在此背景下，国内的公共空间出现了扩散与外溢的趋势，人们化整为零，寻找表达机会。在广度上，成都、大理、昆明等一线城市之外的公共空间蓬勃发展，返乡青年开始在县城与乡村中进行公共实践。这种趋势甚至外溢到了清迈、槟城、东京和纽约等外国城市，离散华人在当地开中文书店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在深度上，公共生活从城市的文化地标扩散到毛细血管，渗透到日常的每个角落，线上线下的界限变得模糊，有播客鼓吹以“电报作为方法，客厅作为场景”，另一则播客则指出：“当下中国最有趣的对话都是在私底下进行的”。以前在书店里喝酒尚属新奇，但现在我们会在酒吧里谈学术，在餐厅里读诗歌聊艺术，还有一群不相熟的年轻人会围坐在草地上探讨人生问题。
如果说公共空间的价值在于营造使不同的人进行思想交流的场域，那么这十几年来，这里的人群和议题都有了很大改变。话语权越来越多地由文化精英向普通青年倾斜，组织形式与权力关系变得更加平等。自恋油腻的、爱说教的、带着体味的中老年男人受到普遍鄙夷，代之以更加复杂多元、开放包容的年轻族群占据主导地位。过去有人会忘乎所以地大谈特谈国家、民族与政治议题，现在人们更关注创伤、疗愈与爱。以上都是很粗略的观察，但身处其中确实能明显感受到时代变动，而且所有的变化趋势都是相互交织的。
前段时间我们造访了一处作为餐厅的公共空间，老板结束艺术分享会后系上围裙开始炒菜，烟熏火燎的家常菜与诗歌艺术展共冶一炉。这无疑是公共生活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典型案例。遗憾的是，开业不足半个月，便有警察上门拜访。实体的公共空间仍有存在必要，但在无处不在的打压和监管下，常常处于充满风险的状态——不管它以何种形态面向大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是，许多实体空间不仅要进行工商注册，接受有关部门监管，还要承担房租、水电等必要开支，与此同时，它们又几乎是不盈利的。我们不希望为爱发电的悲情叙事一再上演，也不希望公共空间沦为纯粹的商业场所，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的形态似乎还可以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如果说沿着种种或明或暗的草蛇灰线，在现实日益严峻的当下，每个有志参与公共生活的人，可以做些什么呢？与“化整为零”相呼应的，是人们越来越强调“社群网络”的重要性。我们也越来越不可能依赖专家的指导行事，而是每个人都要肩负起建设共同的文化生活的责任。在那间作为公共空间的餐厅社群里，我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与名字，他们也出现在别的空间里。有很多人或许我们还不认识，但也曾在同一时空下参与公共活动。有种很流行的评价认为“文艺青年”只是文化的消费者而从来不进行文化生产，但消费本身也是很重要的。在这一行为中，孕育了一种可能：每个人都可以是社群网络的支持者。再进一步说，我们的视野可以不局限于用行动支持公共空间，也包括保育那种我们想要的生活形态，比如NGO、社区店铺、独立创作者等等。如果说我们想过的是一种有文化的公共生活，那些公共空间、NGO、社区店铺、独立创作者等人与组织构成了一种文化生态系统，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是这种文化生态的保育者。这种身份并非来自外界赋予，而是每个人都具备这样的主观能动性。
我越来越觉得，不是每个人都有必要成为表达者，无论是进行创作，还是发起活动，表达都是有门槛的。有分量的表达从来不是呕吐或发泄，而是提炼与升华。有很多真诚表达也没有太大价值，就像在深夜酒桌上，人很容易变得苦大仇深又多愁善感，对话沦为无聊的自怨自艾、肉麻的相互吹捧或肤浅的社会批判。实体的公共空间充满风险，也有难以避免的运营成本，纯粹的线上社群没有具体语境，容易沦为空谈。我们也不需要一个与冷漠世界隔绝的乌托邦，而是要打破更多边界，在与现实世界的交往中磨炼我们的信念。
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梳理，提供如此丰富的细节，结合各种视角与经验，我们终于走到了这里——一个基于分享、对话与倾听的小型在地文化生活社群「草地之友」即将呼之欲出。如果说「南方流域」作为一本文化杂志起源于2022年底疫情解封前的至暗时刻，那么「草地之友」呼应着2024年经济寒冬的当下，这是我愿意去实践的一种创作形式，它继承了疫情期间我和朋友们「扔掉书本上街去」的种种自发行动留下的精神遗产。
在一个多雨之年，我格外怀念在草地上的时光。在连绵不绝的降雨中，我想起了新冠疫情期间居家禁足的日子，但自然气象可以预测，社会气候却不可捉摸。在今年余下不多的时光中，在萧瑟秋风即将来临之际，我希望邀请对他人好奇并愿意分享个人经验与观点的人到草地之上，共同享受阳光、空气与肆意舒展的草坪，就各自关心的问题展开严肃而富有激情的对话。
「草地之友」的愿景还不仅于此，我希望能和不同的朋友一道实践一种良好视野下的在地行动，拓展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的边界，自发地成为多元文化生态的保育者。在未来，我们将穿梭于不同的公共空间与活动现场，打破各种人为边界，探索城市与城市之外的角落，如不同的社区、美食、公园与郊野......在一期一会的相遇中，我们通过分享、对话与倾听，不仅加深对自己与他人的理解，也用不一样的视角重新看待我们日常生活的地方。
如果说回到最初，「草地之友」作为一项邀请公众参与的创作，究竟想制造出一种怎样的情境呢？我会说是一种基于分享与互助的情境，在这一过程中让人与人的交流自然发生。草地野餐恳谈会作为一种低成本、轻量化、去监管的活动形式，既比一般的草地野餐更严肃，也比实体空间中的活动更松弛，在这里发生的对话介乎沉重与轻盈之间。身处没有边界的露天草地，享受着阳光与新鲜空气，人的思路将变得更加开阔。我们所说的分享，不仅是分享食物，也包括分享你的经验和观点，共享一段在草地上思绪飞扬的时光 。进一步说，这种分享可以让“朋友之选”代替“算法之选”。我们可以在社群中分享你认可的文化产品，如书籍、电影、音乐、播客、文章等。算法不会批评你，而真正的朋友会告诉你视角的不足。
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信息纷繁复杂的快时代，人们越来越少有耐心阅读长文，我们知道的很多却从不思考。人际关系变得肤浅和善变，无论是在同温层内还是同温层外，泡沫般的一次性关系越来越多。就像之前所说，人群并不存在，每个表达者只是在与人群中的个别人交谈。一篇提供了具体而丰富的语境的长文章是一种筛选机制，过滤掉的是那些想快速获取“有效信息”的人。
如果你也对「草地之友」这一微小提案感兴趣，请通过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私信报名（自我介绍+感兴趣的原因），我将邀请你加入群聊，与人群中的少数人相遇，一起建设我们共同的文化生活。
最后，在我们相聚于草地之上前，诚恳的交谈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