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东航3·21空难一周年：悲伤、愤怒、感动、遗忘……然后呢？
我们如何看待远方的灾难？
撕裂的舆论场
影像，我们的世界被影像包围着。
一场巨大的灾难从天而降，关于灾难的影像自远方源源不断地传递到我们眼前。我们在屏幕面前贪婪地浏览、分享和讨论，以喂养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与同情心，在想象中与远方的人共享同一种际遇，正如后来我们也曾想象自己可能成为一名在午夜倾覆的贵州大巴车上的乘客。
一架重达40多吨的飞机，在2分钟内从8869米高空以时速845公里的垂直姿势硬生生地砸向坚硬的地面，顿时引起山林大火，机身及机内的132名乘客瞬间化为碎片甚至深埋地下，场面无疑是十分惨烈和震撼的。公共灾难以超出个人意志的方式决绝地发生，把作为幸存者的我们从日常的生存状态中暂时抽离出来，使我们陷入巨大的震惊、恐惧和无助。一场关于东航空难的讨论在这样的情绪中开始迅速发酵。
微信公众号「人物」火速跟进热点，发布了一篇流传甚广的报道1，其报道方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撰文者不曾到过现场，而是通过大量搜索引用遇难者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及联系其亲友拼凑出了遇难者们的身世背景，其中有独自出行的16岁女孩、即将新婚的恋人、参加追悼会的亲友等等，行文颇为煽情。文章在朋友圈刷屏，随之而来的是批评的声音，微信公众号「肖一凉介」评论2认为这种报道方式侵犯隐私，可能产生“侵扰悲痛”问题，有违新闻伦理。不少人认同他的观点，纷纷口诛笔伐。一些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别人的网友引起了舆论反弹，在巨大压力之下，「人物」和「肖一凉介」的文章都被微信官方删除了。关于灾难新闻的报道规范问题很快引发了网友的大讨论。
冰点周刊随后发文《我愿意讲述：姐姐姐夫都在那架飞机上，还有1岁半的外甥女》，以家属自述的形式对遇难者进行了报道，对这个问题在行动上做出回应。新闻学界、业界、网友的讨论仍旧十分激烈，「新闻实验室」发起人方可成撰文表示灾难报道并非“吃人血馒头”，而是十分必要的，但需要注意报道方式。有细心网友指出，方可成认为“死亡敲门”的对象一般指直系亲属并不准确，而应该是亲密关系对象。东航空难的关注重点逐渐失焦，网友舆论对立严重，矛盾不断激化。
与此同时，救援力量正在空难现场进行紧张的抢救工作。不少新闻记者纷纷深入一线报道，官方新闻发布会陆续召开。曾报道过马航MH370空难的特稿记者杜强表示在现场遇到了比以往更严厉的管控，“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3。有记者下车后翻了几座山，耗时 4 个多小时到达坠机地点附近，远远拍了几张照片后被工作人员带出。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东航董事长孙世英照本宣科，就空难问题答非所问，也引起了网友不满。
这当然不是东航空难新闻报道中的舆论全貌。在信息获取渠道不够公开透明的情况下，很快出现了各种谣言，千奇百怪的阴谋论层不出穷，形成不断造谣与辟谣的恶性循环。社交媒体成为谣言的温床，真真假假的资讯在快速传播中不断碎片化，人们愈发难以了解事件的真实全貌。随着空难救援现场画面的反复出现，事故相关信息的不断披露，不少人出现了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的替代性创伤。在巨大的悲痛情绪笼罩下，尤其是新冠疫情的阴影尚未从人们的日常生活散去的情况下，人们急需情绪宣泄的出口，在互联网舆论场上变得极具攻击性。有遇难者的家属在网上悼念亲人，先是被质疑蹭流量，又被质疑表现得不够悲伤，最后她被迫向网友表示因“占用公共资源”而道歉。更为普遍的一个现象是，网友机械性地转发关于空难的心灵鸡汤，点蜡烛祈祷能有奇迹出现，虽然最后并未如愿。
在最主流的官方媒体报道中，呈现出的大多是感人叙事。淳朴村民纷纷自发协助救援，消防队员不畏艰辛累倒在救援一线，记者展现人文关怀，主动遮挡保护受害者及家属隐私，有关单位对遇难者家属进行心理疏导和善后补偿，航空专家正紧张破译黑匣子信息。感人的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充满了正能量。看到这里我们有理由相信，空难的原因终有一天会水落石出。
但直到现在，我们离真相更近了吗？还是离遗忘更近？
富有同情心是一件好事吗？
影像的泛滥及误解
灾难的发生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我们对灾难的反应往往具有不同的态度。正如飞机把现实世界的地理界限变得模糊，互联网把远方的苦难传递到我们眼前，并为全民提供了表达意见的平台，这是前所未有的状况。
一种很经典的现代性批判认为：现代生活充斥着大量使人震惊的事物，它在腐蚀着我们的感受力，使我们逐渐习惯他人的痛苦并变得冷漠。我们如果对这种麻木不仁的状态感到深恶痛绝，那么保持道德上的敏锐感受力，就会变得更好吗？
在摄影术还没普及的年代，人们一度认为把痛苦的现实通过照片展示给观者看，能比文字更直接鲜明地唤起观者的关心程度。现在，我们身处一个图像泛滥的年代，各种事故灾难触目惊心的场面充斥在我们的眼前。这类画面无疑比文字更能刺激人们的感官，浏览、分享和讨论的热度远甚于一篇深思熟虑的文章。但我们知道，感官的刺激不等于同情，我们大量地观看这些画面并不等于真的关心它所呈现的痛苦现实本身。
我们常常认为照片是直观、透明的，这是对摄影最大的误解，看到表象不等于理解其内涵。摄影通过复制一个图像的世界来装饰这个已经拥挤不堪的世界，使我们觉得世界看上去比实际的样子更容易理解。摄影就其性质而言，是对真实存在之物的引用而非其本体，我们看到的只是被不同的拍摄者用不同的意图通过取景框在不同角度不同瞬间下构图选取的表象，这是对现实的高度简化。如果我们只是对照片短短一瞥，又怎么能理解错综复杂的现实呢？没有理解，也就没有真正的同情。
在过去，拍照是摄影师的工作，现在却成为最“民主”的表达方式。空难、洪水、战争、恐怖袭击......现代灾难的场景是被全方位记录的，并且在互联网上实时传播，尤其是视频、直播等方式更让我们身临其境。这些画面让我们与灾难现场产生了虚假的联系，误以为我们与受害者及其亲友同在，实际上我们只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通过被选择曝光的的画面看到这一切。我们既很难通过图像去了解受害者及其亲友的身世背景及内心感受，更无法洞察造成这一切的根源，观看仅仅是个开始。图像的无限增殖反而会引起滥情，这是一种廉价的感伤。
图像容易唤起感受，却很难引起思考，这与文字对立，而与视觉大家族的其它形式并列，如广告海报、视频、直播、电视、电影等等。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看到灾难画面后，随之看到的是脚气广告、偶像综艺、土味视频、直播购物等等。在通过观看他人的痛苦并且自己也感到痛苦后，我们确认自己不是一个冷漠的人，以此来完成对自己道德崇高感的检验，并继续用视觉的盛宴来满足自己的其它需求。这种痛苦的感受转瞬即逝，无疑是虚假、肤浅的。
感动，还是自我感动？
如果我们在看到远方的苦难后，感到良心不安，甚至痛苦得撕心裂肺无法入眠，或者痛恨一切不合理的现象，挥舞道德大棒四处攻讦，就更加高尚吗？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代占据主要注意力的是无限增殖的图像而不是令人思考的文字，我们隔着屏幕看到的灾难画面不一定揭露现实也可能遮蔽现实，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对问题源头的思考及可能采取的行动引向感官的刺激和情绪的宣泄。更为真实的情况是，无论什么时候，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存在苦难、罪恶和风险，现代社会把它们变得透明了，但这不是世界的全貌，对应地也存在着幸福与美满。同时，更加残酷的现实是：无论我们悲痛到何种地步，如果只有悲痛本身，对遇难者亲友的现实处境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改变。远方的苦难对于身处安全环境的我们来说没有那么紧迫，正如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所说：
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发悚、有计划的暴行的证据，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罝信），只能说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尚不是成年人。 在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后，谁也没有权利享受这种天真、这种肤浅，享受这种程度的无知或记忆缺失。
同时，鉴于对残酷现实的共同不满，我们很容易对不合理现象发声的人表示赞赏。表现得富有正义感的人，常常也会这样自我指认并对这一身份感到满意。但是，现代社会对注意力竞争之激烈，快速生产的又何止是无限增殖的图像，一个摄入大量毫无营养的资讯信息的人将制造出一种低级的自我感动，也就是刻奇。如果缺少对复杂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洞察，在这种自我感动下滋生的道德优越感带来的恶果我们都可以看到。在东航3·21空难中，大众舆论中观点各异的双方都觉得自己在关心遇难者及其亲友，尤其是处于两种观点极端的网友，都表现出了极强的道德优越感，并站在道德制高点不遗余力地相互攻击。我们可以相信他们并非为了谋取私利，但这种建立在浅薄的自我感动之上的争论推动这场空难最核心问题的解决了吗？事实上反而让大众注意力走向涣散，也消解了我们可能达成的推动空难真相曝光的共同努力。
网络道德警察更加恶劣的情形是对遇难者亲友的直接攻击。在信息获取渠道不公开透明的情况下，绷紧着敏感神经的极少数网友，警惕地审视选择公开讲述遇难者故事的亲友，仿佛比他们更加在乎遇难者的感受，急于替不能说话的遇难者表态。极少数网友要么怀揣极大的恶意推测遇难者亲友可能是骗子，要么认为他们过于张扬，或者觉得他们不够悲伤，这是网络道德警察对私人事务赤裸裸的侵犯。极少数网友使用飘忽不定的道德标准，施加在遇难者亲友身上，以自己的意志压制他人自然正当的天性，迫使其对自己的思想言行进行审查，以满足自己奇特的道德癖好。这无疑是对遇难者亲友的二次伤害，而且网友自身也没有获得任何实际利益，其行为是相当卑劣的。
灾难叙事中的情感表达
当天真成为一种恶
面对他人的苦难，无论是感到虚无幻灭还是充满戾气，这样的自我感动都已经批判得太多。在公共舆论上还存在着一种看似无害、非常隐蔽的自我感动方式，更重要的是，当它被利维坦收编利用，会成为一种弥散式的新型愚蠢。这就是公共舆论中的低幼化表达。
低幼化表达最开始源于饭圈文化。作为一种互联网青年亚文化，饭圈发明各种“黑话”来区分自我和他者的身份，通过解构的方式反抗主流话语的权威性与严肃性。这种话语最开始是自发生长的，利维坦通过放低姿态吸收低幼化表达的精明策略，成功笼络年轻时代，通过在封闭的网络环境中长期驯化，把这种话语内置于广大年轻世代的潜意识中。
曾经有一篇很火的文章认为“中文大约的确已经死了"4，但避开了真正重要的原因。除了短平快内容泛滥之外，封闭的网络环境加上严格的审查，以及对低幼化表达的鼓励引导，造成了今日简中互联网舆论中的智力退化现象，譬如出现了把中国称为“阿中哥”这种匪夷所思的称呼。当这种话语出现在本应严肃悲伤的灾难事故上时，则更显得尴尬和做作，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恶。
在正式救援开始前的祈祷阶段，有人说：“不想再看到伤亡未明了，我想看到全员获救”。有人对不会说话的黑匣子喊话：“很多人在找你，别藏了。快出来，别闹好吗？”。在确认东航 MU5735 航班上人员全部遇难后，网友留言道：“如果起风了，就乘着风回家……如果是父母来接你们了…… 就像小时候一样，一定不要走丢了，知道吗？”
这些充满童真的言语无视飞机坠毁后132条生命的逝去及亲友失去挚爱这一悲痛事实，用小清新的口吻对灾难进行了浪漫化的叙事，呈现出一种孩童式的自我感动。低幼化的表达还具有某种表演的性质，他人的鲜血和痛苦是自己展示天真和善意的工具，用关心的名义在遇难者亲友的伤口上撒盐，无疑是一种亵渎。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天真，一种是不自知的天真，一种是有意为之的天真，也就是利用网络用语对灾难进行娱乐化解读。如果不自知的天真尚可理解，那么，有意为之的天真便是赤裸裸的冷血。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更危险的局面：如果我们放弃思辨，使用利维坦鼓励引导的话语体系，那么我们对他人痛苦表现出的同情心会被利维坦收编利用，成为一种全民的自我感动。这种全民的自我感动会把真实的苦难消解，转而用来塑造记忆巩固权力——这就是灾难美学，一种集体性的媚俗艺术。
当灾难成为一种美学
灾难的发生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围绕灾难产生的叙事是一个被建构和被诠释的过程。灾难意味着失控，而利维坦信奉“稳定压倒一切”，通过强力主导灾难叙事的方式，从苦难中升华出凝聚人心的意识和力量，以此来制造共识维持统治。
情感是人的天性，是私人化的，但情感的表达具有社会性，因此与权力关系息息相关，也就是说：社会的权力结构和不平等关系决定了什么主体位置的人可以表达或需要压制什么样的情感。由权力关系所主导的情感表达也就成为最普遍通用的规则，嵌入成为意识形态的一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愤怒的时候不能表达愤怒，在无需感动的时候却要被迫表示感动。
在日常生活中，这种通过控制情感表达治理社会的方式，要么是展示岁月静好积极向上的心灵鸡汤，要么是兜售骄傲自豪的民族主义。在灾难降临时，大众则会被施下另一种集体催眠术，最开始刷屏的往往是快速生产的祈福海报，网友纷纷点起虚拟蜡烛转发，紧接着选择性展示事实，要么强调营救难度之大渲染悲壮气氛，要么发掘感人事迹树立英雄典型，强烈的情绪煽动和孱弱的真相追问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灾难影响重大，营救恢复过程漫长浩大，宣传过程将高潮迭起，伴以层出不穷的美学符号生产，如声势浩大的表彰大会、烈士的纪念碑和雕像，并成为社会共同记忆，最终在泪水中升华为一种崇高的精神，在以后的岁月里不断被提及。
当然，这不是关于灾难叙事的全部面貌，但“丧事喜办”的宣传套路早已为人所反感。当然，救援的困难、感人的事迹也是真实存在的，但只展示部分的事实和谎言一样，也能达到误导和蒙蔽的作用。在这样的叙事里，家属的真实痛苦被无视了（官媒常常喜欢强调“家属情绪稳定”），事故原因与责任追究被巧妙躲避。在集体自我感动的氛围之中，质疑、不满和愤怒成为需要压制和清除的负面情绪。
正如尼采所说：“真正激起人们对苦难的愤慨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苦难的无意义。”灾难的强大破坏力和不可预期性，容易使人产生生死变幻莫测的虚无感。利维坦强力介入的灾难叙事，通过一系列修辞华丽但内容空洞的宣传将这种虚无主义推向了一种更高的程度。例如将自然灾难和人为灾难模糊化，将痛苦的缘由引向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舆论也就失去了追溯原因和责任的基础。官媒用“我们”、“同胞”、“亲人”等话语制造出亲密无间、家国一体的氛围，将情感的个体性、私人性和差异性悄然隐去，转化为集体情感，从而形成一种宏大叙事。灾难美学的虚无主义和神秘主义还体现在频繁出现的祈祷仪式上，这本来属于宗教的，官媒却化身为类似牧师或心灵导师的身份，使大众在这样的自我感动中共同沉醉。我们想过当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在向谁祈祷吗？虚无空洞的祈祷能改变遇难者及其亲友的现状吗？
在东航3·21空难救援过程中，也出现了这种灾难美学的叙事。在飞机坠毁的莫埌村，出现了村民自发组成摩托车队运用物资上山、广东消防队跨省救援等感人事迹。事故发生一年后，当初的好人好事被粉刷成壁画供人瞻仰，医护人员为执勤民警做核酸检测的感人画面也被永久留念，连路边小店都被粉刷一新成为爱心驿站。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按照国际惯例和中国民航相关法规的要求，事故调查小组需要在东方航空MU5735坠机事件一周年的节点前提交调查报告，即便不能提交最终调查报告，也需要提供中期调查报告，但迄今为止我们只收到了事故“极为复杂，非常罕见”的情况通报。和感人叙事不同，华尔街日报5等媒体或自媒体说出了关于空难原因的残酷事实，但真的有那么多人关心真相吗？
当真实的苦难被消解为虚无缥缈的感动，这种肤浅的感受最后的结果就是逐渐被人遗忘，就像未曾发生过一样。在事故发生一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几乎看不到有多少关于东航空难的讨论了。等到下一次灾难降临的时候——只要不是降临到我们身上，悲伤、愤怒、感动的情绪可能又会再次出现，最后还是一样的遗忘，一切又从零开始。
如何看待远方的苦难？
对理性客观中立的迷思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远方的苦难，存在着那么多自我感动式的关心。当这种自我感动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个人会进入到渴望献身于某种崇高价值之中的狂热。我们在互联网舆论中经常能看到各种充满攻击性的言论，便是由这种建立在浅薄的自我感动上的狂热带来的。在目睹灾难降临时，人的心灵遭受巨大震撼变得脆弱敏感。人在越是无助的时候越需要抱团取暖，愈发渴望被他人认同接纳，但人与人之间的视角总不相同才是常态。脆弱敏感的人无法接受一点点的不认同，把观点的差异当做是对自己的全盘否定，因此互联网舆论环境总是充满戾气。
那么，我们在面对他人的痛苦的时候保持理性、客观、中立就可以了吗？
实际上并非如此。悲伤、愤怒、感动等情绪是人的天性，对理性的强烈崇拜本身也是一种情绪，而且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情绪。人是在具体的情境之中体验到各种情绪的，做出的行动也是在具体的情境之中展开的。在面对真实的苦难的时候，强调保持理性、客观、中立的态度，意味着脱离具体的情境，把人命攸关的现实问题变成空洞虚无的逻辑游戏。当真实的恶发生的时候，不作为意味着助纣为虐。把理性、客观、中立的价值奉为圭臬，在现实中的危险之处在于：在巨大的权力不对等下，理性、客观、中立的定义由掌握权力的一方决定，不够理性将成为一种指控，去压制不符合权力掌控者意图的观点和行动。
所以，要求面对他人的痛苦时保持理性、客观、中立的态度，既无必要，也不现实。恰恰相反，我们应该 细心维护这份珍贵的同情心，并警惕各种形式的自我感动，在此基础之上才能真正有所行动。
同样地，如果我们也要求媒体的报道要保持理性、客观、中立的态度，这也是不现实的，我们应该追求的是一种平衡、多元、透明的媒介生态。这需要我们转变范式，提高媒介素养，从信息的被动接收者成为信息的主动采集者和输出者，比如不要相信官方的单一叙事，从不同信源收集信息并交叉验证，去辨别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相，避免简单粗暴地下判断，认真思考后输出你的观点并与他人真诚沟通等等。
情绪的价值是重要的，正如我们通过观看打开了世界的另一面，我们面对他人痛苦时最初唤起的同情心，将成为我们采取行动改变现状的重要基石。
在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外
我们常常把官方叙事和个人叙事之间的斗争，称为记忆与遗忘的斗争。遗忘意味着愚昧和顺从，也就是被官方的话语体系同化成为附庸，承认存在着一个权威可以主宰我的思想和行动。记忆则与之相反，记忆意味着清醒和反抗，也就是不接受官方给出的关于现状的解释，并努力成为自己的主宰。但如果只有记忆本身，对改变现状也毫无作用，这是一种免于被同化的消极自由，我们需要走向行动——并且是一种具有创造力的行动。
在目睹他人遭受的巨大痛苦后，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必定会在强烈的情绪裹挟下有所行动。最简单轻松的行动方式便是在网上把消息扩散出去和发表评论，很快就把情绪宣泄出来了，可是为什么那些愤怒和悲伤的反应看上去都很雷同？人们快速生产出大量千篇一律、阅后即焚、用完即弃的内容，如粗口、网络热门梗、表情包等，这是是能力的问题，还是意愿的问题？简单粗暴的公共表达背后是情绪的失控，情绪只有宣泄没有沉淀，无法转化为更有力量的作品，没有创造性，也就没有价值。
这种肤浅的公共表达更多带来的是前面提到的虚假的自我感动，是同温层间的相互确认，无法化解真实的困境。我们在谈论创造的时候，不是依赖于天赋、灵感和创意，而是来自汗水、专注和勇气。历史上总会有巨大的灾难降临，在这样的黑暗中总不乏伟大的作品涌现，但是在此时此地的公共领域，我看到更多的是被情绪吞噬的人在发疯。我们所谈论的作品，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学或艺术创作，而是指广泛的能影响现实的解决方案。
远方的苦难对我们到底有何意义？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这么说道：
我们没有被影像感动得彻底变成另一个人，我们可以不看，我们可以把一页图像翻过去，我们可以转台，这些都不表示我们对影像的冲击的道德价值质疑。我们看这些影像时没有热血沸腾，没有受尽煎熬，这并不是什么缺点。镜头挑选一个画面并把它框住，其本意也不是要矫正我们对历史和痛苦根源的无知。这类影像无非是邀请我们去注意、去反省、去了解、去检视掌权者就巨大灾难提供的辩解是否合理。是谁造成照片中的苦况？谁应对此负责？是情有可原的吗？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们到目前为止接受的某些事态是否需要受质疑？与此同时，也必须明白道德义愤就像同情一样，是无法强求以行动来处理的。
在这个时代，我们能看到的很多，知道的很多，但发现能做的很少，行动的时候往往有无力感，尤其是要求我们去做有创造力的行动时。在意识到个人能力有限后，我们是否真的就无事可做了？苏珊·桑塔格说得并不准确，道德义愤并非无法以行动来处理。
其实，恰恰是个人能力的有限，让我们明白一个人能产生影响的行动范围是根植于生活的现实土壤之中的，而不是所谓的远方。我们看到远方的苦难，不意味着要抛下一切奔赴远方，冲锋陷阵自我牺牲， 而是要明白：我们仍处于安全的位置，远方的苦难对我们来说并没有那么紧迫。我们不是他人，无法替他人承受痛苦，但这种对他人苦难的关注可以成为一个契机，去思考苦难产生的根源，去反思我们的日常状态是否合理，并改变习以为常的观念，例如在面对他人苦难时不再自我感动，也不再道德绑架。
我们并非只有去远方才能有所作为，并非只有在不幸降临时才能展现同情心和正义感，并非只有浮于表面的言行才能彰显自我的价值。世界很大，远方很远，我们可以在熟悉的地方有所作为，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同情心和正义感，可以通过微小而持久的行动去达成想要的改变。当我们的实践经验越丰富，也就越明白真正的改变是不会一蹴而就的。
在同化与反抗的二元对立之外，是创造，是跳出原有的网络，建立新网络的尝试。这就意味着改变现实的行动不会是一个人的行动，而是结成网络的行动。孤勇者孤注一掷的勇气固然可嘉，但一个群体恒久而微小的努力会带来更大的改变。
远方的苦难唤起我们改变现状的情感，持续的关注带来情感的不断沉淀，形成坚定的信念。越是强烈深沉的信念，越能影响他人带来改变。这是最困难的事情，也是最具价值的事情，所以这是最值得去做的事情。
这也是我正在做的事情。
参考资料
[美]苏珊·桑塔格. 论摄影[M]. 1.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美]苏珊·桑塔格. 关于他人的痛苦[M]. 1.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黄月琴. "心灵鸡汤"与灾难叙事的情感规驯——传媒的社交网络实践批判[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6, 69(5):5.
陈飞. 灾难美学的理论界定及批判[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3(6):5.
李晓强.空难话语中的幼齿化与攻击性.https://mp.weixin.qq.com/s/hgG8meBCBFWrpdKWm4rI6A.
【404文库】人物｜MU5735航班上的人们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78525.html
「人物」报道笔下的侵扰悲痛问题 https://freewechat.com/a/MzIzMjY5ODQzOQ==/2247503485/1
【404文库】杜啊｜请让我们采访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78672.html
【404文库】王左中右｜中文大约的确已经死了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81744.html
东航坠毁客机一部黑匣子显示飞机被蓄意俯冲 - 华尔街日报 https://cn.wsj.com/articles/%E4%B8%9C%E8%88%AA%E9%BB%91%E5%8C%A3%E5%AD%90%E6%98%BE%E7%A4%BA%E5%9D%A0%E6%AF%81%E9%A3%9E%E6%9C%BA%E8%A2%AB%E8%93%84%E6%84%8F%E4%BF%AF%E5%86%B2-11652830808